1967年一男子被安排做江青司机，多年后回忆道：她的车真不好开！

1967年4月17日上午，中央警卫局里，30岁的李子元被叫到一间办公室谈话。谈话内容不长，却让他心里一紧：组织决定，安排他给江青开专车。 这个任务来得突然。李子元原本是辽宁人，1956年3月参军，最初在鞍山空军司令部服役。入伍后，他曾报名选飞行员，身体检查大多合格，却因为小腿上的伤疤失去了飞行机会。后来，他转学驾驶，经过一年半汽校学习和半年实习，逐渐成了一名熟练司机。 1958年10月，李子元调往沈阳军区，之后又参与西北地区的军工建设。1964年2月，他被选调到中央警卫团，第二年5月进入中央警卫局。这样的经历，让他熟悉了特殊岗位的纪律，也养成了谨慎、少言的作风。 1966年11月，李子元到钓鱼台国宾馆执行警卫任务。不到半年，他又被安排去11号楼报到。负责谈话的苏处长把情况说明后，李子元没有立即答应，而是问：“这个工作，我能胜任吗？” 他听说江青对生活细节要求很高，担心自己经验不足。苏处长没有替他作保证，只说这是党委决定，让他慎重考虑。话说到这个程度，李子元明白，自己没有推辞的余地，只能表示先试一试。 当天下午，他便来到钓鱼台11号楼。警卫员孙立志接待了他，并交代了一些日常规矩：江青不主动说话时，工作人员不要抢着开口；出入楼内要放轻脚步；车辆停靠、开门、关门，都不能制造明显声响。 这些要求听上去细碎，真正执行起来却很考验司机。江青身体状况较弱，对声音、风和冷热变化比较敏感，车辆稍有颠簸，或者车门合得太重，都可能引起她不适。李子元后来回忆，自己开车时不只要看路，还要留意刹车的力度、停车的距离和车门的声响。 第一次见面，是在江青准备下楼散步时。她询问了李子元的姓名、年龄、籍贯和家庭情况，随后说：“以后好好工作，有困难就提出来。”话并不多，神情也较为严肃。李子元答应一声，心里那根弦却没有松下来。 江青散步有固定方式。出门前，警卫员要替她穿戴好帽子、围脖和大衣，并搀扶她下楼。走一段路后，她常常需要坐下休息，警卫员便提着藤椅跟在身后。李子元则驾车保持一段距离，既不能离得太远，也不能跟得太近。 一旦江青想乘车，警卫员会打手势，汽车必须立刻靠近。车不能冲过去，也不能急刹，停下时要尽量没有声响，更不能扬起尘土。车门打开后，警卫员先伸手护住她的头部，再搀扶她上车。关门时也不能直接甩上，而是轻轻合拢，再从外面用力推紧，确认门锁发出轻响后才算完成。 有一次，江青从11号楼前往17号楼。两处相距不过百余米，步行并不困难，但她仍需乘车。李子元把车慢慢开到台阶旁，刹车要稳，车身不能突然晃动。警卫员开门时还要防止冷风灌入，江青下车后，车门也得重新轻轻关好。 17号楼是钓鱼台的活动场所，江青在那里看电影、打桥牌，也会到花房查看花草。她喜欢研究电影，对摄影也有兴趣，花房里栽种着牡丹、芍药、兰花和月季等植物。工作人员陪她打牌时，常常格外小心，牌局中的分配和输赢，都不能让她感到受了冷落。 李子元真正感到棘手的，并不是驾驶技术，而是这套环环相扣的程序。车辆要平稳，停车要无感，车门要无声，人员还要及时配合。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，司机都可能重新调整。 1969年，江青的专车换成苏式吉斯防弹轿车。此后，李子元还接触过红旗保险车以及奔驰轿车。但在他的记忆里，车型变化并没有改变工作的核心要求。多年后，他谈起那段经历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她那车可真是不好开。” 特别